赣闽粤交界的广大山区，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本来是百越民族的世居之地。这些百越民族的居民，在传世文献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山都、木客、蛮撩、莫摇、理、理撩、山越、桐蛮、桐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统称为百越的土著居民，在后世迁徙、生灭、混化、分合不定，但至迟到南宋时期，此地的土著居民已有畲民之称。客家先民来到此一区域以后，先是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各百越族土著民错居杂处，南宋后便主要是与畲族人民错居杂处，互相矛盾斗争，互相融合同化。因此，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几乎到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以分辨的程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些典型事例略作分析。先看畲族影响客家的方面：

　　1、服饰

　　客家人的服饰，与唐宋时期中原人民的服饰差别甚大，却与畲族服饰类似，显然是在长期与畲族人民交往中，受到畲族的影响，吸收了畲族服饰文化的有益养分所致。

　　历史文献对于畲族人民的描写，与描写其它蛮撩一样，都说他们“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这种装饰打扮，与数十年前客家人的装饰打扮几无二致。以妇女发髻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替，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把辫发盘成高髻，用红头绳一扎，象独木舟似的，这就是所谓“椎髻”；“髻上可套凉笠”，笠沿还要饰以五彩布条，也就是所谓“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两相对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真是一目了然.再拿妇女衣着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右侧开襟上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缀以花边，宽纹一寸。裤头阔大，裤档较深，裤脚口亦缀以花边；着的是布鞋，鞋面由两片色布缝成，鞋端略往上翘，状似小船。上面用五彩花线绣了花，身上还系着围裙子，用银练子系结，裙子状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或图案，如此等等。逢年过节或串亲戚时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打扮起来活像个畲族妇女。”（同上）在衣着的颜色方面，直至几十年前，客家人还特别喜欢一种叫做阴丹士林的布，其颜色正是属于青、蓝色的范围。显然，客家妇女的这种衣着打扮，也是受畲族影响所致，或者简直就可以说是从畲族妇女那里学来的。

　　2、饮食

　　客家饮食文化所受畲族文化的影响也很广泛而深刻。先从饮食的原料说起，客家人很重视的棱米，就是从畲族学来的。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载：“汀人……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木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说明棱米本为畲民特产，后来却成为汀州客家人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在饮食习惯方面，客家人喜食和善食薯芋，又盛行“绿荷包饭”、“竹筒饭”，也应是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土著民那儿学来的。例如，唐代柳宗元《柳州炯氓》诗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着裹盐归炯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说明“绿荷包饭”是古代百越民族的重要风俗，是客家“绿荷包饭”源于畲族或畲族先民之一证。

　　名闻中外的客家风味小吃“汀州八干”，有的也与畲族先民的习俗有关。例如宁化老鼠千，把面目狰狞的老鼠制成美味佳肴，在中原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渊源亦来自古代岭南蛮撩。唐代张文成《朝野金载》记载：“岭南撩民好为蜜卿，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慑慑而行，以着夹取吱之，卿卿作声，故曰蜜卿。”原来唐代岭南的“镣民”早就喜食而且善食老鼠，“蜜卿”就是生吞尚未开眼而喂饱了蜜的小老鼠，这是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古代蛮撩吃老鼠的方法之一。

　　“岭南撩民”是广大岭南地区的少数族土著居民。在张文成的时代，福建属于岭南道，“岭南撩民”自然包括福建的土著民族在内。而当时宁化一带，正是“撩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既然包括宁化在内的岭南土著自古就有吃老鼠的习惯。现代老鼠干的产地又正在宁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想，宁化制作和食用老鼠干的方法，应是客家人民从“蛮撩”—即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闽粤赣边的土著人民那儿学来的。当然这种学习是一种借鉴和改造，“蛮撩”吃“蜜哪”是生吃，茹毛饮血；客家人的老鼠干是精心制作的美食，包含着丰富的烹饪学、营养学、药用食物学的知识。

　　3、生产技术和方式

　　前面提到的“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是畲族人民惯用的一种生产技术，叫做“种畲”或“畲田”。其起源非常古老，唐代诗人刘禹锡一系列歌咏湖南和广东连山地区“莫摇”、“蛮撩”的诗歌中多有描述，如《畲田行》写道：“何处好畲田?团团缉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拆芽萦。苍苍一雨后，若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褥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这正是畲民利用地力，烧山种畲，地力一衰，即行弃去，故尔迁徙不定的典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如《连州竹枝词》九首之九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是专写当地土著妇女种畲的篇什，突出了山间环境、装束打扮和使用的工具。所有这些，都与今日畲族的种畲方式相同，而在客家山民的生活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形，特别是明清以声有一种称为“棚民”的客家山民，其烧畲、种着，与畲民已无二致。于此可见畲族生产、生活方式对客家人民影响之深。

　　另外，狩猎也是客家人民从畲民或畲族先民那里学来的一种特殊技能。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其地多平原而少山岭，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并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自从迁来赣闽粤边大山区以后，与畲民长期相处，耳濡目染，加之环境有了狩猎的可能和需要，遂使客家人民学会并精于狩猎，耕猎结合成为不少地区客家经济的基本结构。

　　4、信仰、习俗

　　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互相融合和同化，必然会反映到信仰和习俗的层面，客家信仰、习俗受畲族影响的主要事例有：

　　（1）民间信仰

　　猎神信仰。由于狩猎在畲民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信奉猎神自古以来就是畲族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客家人受畲族的影响，也普遍信奉猎神。据人类学学者郭志超对福建省南靖县和永定县若干闽客社区所做的民俗宗教调查，南靖县塔下张姓客家人社区和永定县湖坑李姓客家人社区都盛行猎神信仰，塔下是把溪岸一陡立的石壁作为猎射神的象征，“村民认为壁越陡、流越急，‘猎射神’越有灵感。出猎前祭祷，猎获后用猎物祭谢。若山里田园遭野兽侵害，亦祭祷‘猎射神’。”湖坑则“一半以上的村子有个‘猎射先师’。‘猎射先师’的象征或是溪水急流边石壁，或筑一小石坛，坛后立一石。打猎前，在猎神前烧香祷告，猎获后用猎物祭谢，若猎获丰，再用三牲祭谢。若要猎虎、野猪，要在猎神前杀猪祭祷。”（郭志超《闽客社区民俗宗教比较的调查研究》）

　　三山国王信仰。三山国王是在今日粤东客家人中影响最大的神低之一，不少人认为它是客家人独有的神明。但其实粤东的福老人、畲族人民以及从粤东移居台湾、海南岛、东南亚各国的移民都信仰三山国王。如潮安碗窑、山犁、李公坑、饶平石鼓坪，丰顺风吹m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国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迎送三山国王神的仪式，其中潮安碗窑、山犁畲民还把三山国王神置于必须迎送的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馆黎族馆中，至今还陈列着一面写着三山国王字样的三角形红旗。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国王的明证。

　　从时代特点来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以但族为主的粤东土著民族的信仰。而当时粤东的土著民族，应是后来畲族与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由畲族传给客家的。

　　蛇崇拜。蛇是百越民族的图腾之一。东汉许慎着《说文解字》解释“闽”字说：“闽，蛇种。”意思是说属于百越系统的闽越族，是以蛇为图腾的。赣闽粤交界区域古属百越，其中大部分地区还是闽越的范围，这里的土著民多以蛇为图腾，对蛇抱有尊崇、亲切的感情。以汀州为例，长汀县西门外罗汉岭就有一座蛇王宫。古老相传“没有汀州府，先有蛇王宫。”可见这蛇王宫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即已存在，它是当地土著民崇拜蛇的物证之一。另外在长汀、上杭二县交界处，有一座灵蛇山，山麓有蛇腾寺，寺庙中塑有蛇神，是美貌的白蛇娘娘形象，也是汀州土著民蛇崇拜的遗迹。

　　汉族本来并没有崇拜蛇的习俗，相反的，一般汉人对于毒蛇猛兽都有一种僧恶和畏惧的情绪。但是客家先民到了赣闽粤交界地区定居下来以后，与土著民相处久了，渐渐地容纳和接受了蛇崇拜的习俗。突出的表现，就是蛇王宫也成了客家人崇拜的对象，灵蛇山的蛇腾寺也插上了客家人的香火。富于想象的客家先民，还以蛇王宫和灵蛇山为对象，编造出二则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赋予蛇王以惩恶扬善、明断如神的性格；把灵蛇山人格化为美丽善良的白蛇娘娘。这就说明，客家人的蛇崇拜，确是从畲族人民那里继承过来的，也说明客家人的宗教信仰，确有以土著民的宗教信仰为主体改造演化的成分。

　　（2）风俗、习惯

　　在风俗习惯方面，客家受畲族影响的事例也很多，这里仅举婚俗、葬俗和妇女不缠足的习惯为例以见其概。

　　婚俗.曾有学者报道说，“过去的客家女子大多数夜晚出嫁，男家点蒸子或松明火把迎亲，女子婚后第三天即回娘家谓之‘转门’”。（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此类做法也颇似畲民。大概畲族先民即所谓“蛮撩”保留着抢亲的原始婚俗残余，客家先民与蛮撩错居杂处时，所处环境也不安全，遂把作为古代抢亲残余形式的夜晚嫁女做法借用过来了。

　　葬俗。客家人有所谓“检骨葬”的风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赣南，以及与客家相邻的闽南地区都很盛行，其要点是“每至大寒前后，携锄执篓，齐诣坟头，自行开视，如骨少好，则仍安原所，否则检骨瓦婴，挑往他处。明岁此时，又再开看，’（明、黎愧曾《托素斋文集》）因为重在检骨再葬，所以“有数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择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后，乃发扩启棺，检取骸骨贮之罐中而改葬焉。”（《嘉应州志》卷1、卷63）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此葬”；检骨改葬之时必须用于布把骨殖擦干净，称为洗骸，故又称“洗骨葬”。

　　此俗的来源，以前论者多归之于客家人浓厚的敬祖观念和多次迁徙的历史原因，或归之于争风水。其实这种风俗也是古代荆楚蛮、五溪蛮和百越民族的旧俗，晋张华《博物志》、《南昌史?顾宪之传》、《隋书?地理志下》、宋朝朱辅《溪蛮丛笑》等书都有相关记载。中原汉人素主入土为安，《周礼》有“禁迁葬者与嫁疡者”之制，客家此俗源于蛮俗和古越俗，是客家先民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湘赣闽粤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产物，可以无疑。妇女不缠足的习俗。过去论者常把客家妇女不缠足归因于客家先民常处在辗转迁徙中，不能没一双大脚。其实客家妇女不缠足实系受蛮撩风俗影响所致，与之相联系的是客家妇女承担大部分生产事务，或所谓客家人“女劳男逸”的问题。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昊震方《岭南杂志》以及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清稗类抄?风俗类.大埔妇女之勤劳》等论都记载客家妇女内主家事，外承劳务之风俗。此俗成因为何?根据我们的考察，它很可能是百越民族母系社会的遗存。昊永章、刘佐泉教授对此都有所论述。可见无论粤东粤北，客家妇女之勤劳能干，都是历史上受僚蛮风俗影响所致。闽西、赣南也有相似情况，其原因亦复相似。既然客家妇女承担着这么繁重的生产和生活事务，当然不能作小脚女人，只能作大脚“蛮婆”。

　　5、语言

　　现在的畲民，除了分布在广东罗浮山区的少数人外，基本上操客家方言，或者说操与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畲族语言。这固然反映出客家先民语言对当时土著民语言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土著民的语言也影响了客家先民的语言。例如在词汇方面，据语言学者研究，客家话中表示女性长辈称谓的词尾“娓”等十四个土俗字，在汉文辞书中查不到这样的词，或虽有其字而词义不同，它们倒与侗—泰语族语言的读音和词义相近。因此这些词都有可能是客家向土著借用的。在语法方面，客家话中的语序与普通话颠倒，又有“来去”并用只表“去”的意思，这些都与一般汉语不同，而与泰语、苗语等某些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相近。这些现象，都可断定为受百越语影响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客家先民的语言受土著语言的影响，融汇而成为客家话。

　　以上所述，是畲族文化影响客家文化的大致情形。至于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经济和文化上比土著居民（包括金族先民）先进，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久后都为畲民所接受，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族组织、宗法制度等等，都给予畲族巨大的、多方面的、强烈的、深刻的影响。如宗教信仰，客家先民入居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他们带来的佛教、道教，对土著民的民间信仰即所谓“土神”、“淫祀”进行了斗争，结果是佛教、道教获得广泛的传播，连土著民也有不少接受了佛教、道教，但佛教、道教本身也改变了原来固有的面貌，掺进了不少巫术的因素，变成一种适应当地固有文化的民俗佛教、民俗道教。如民俗佛教的定光佛，民俗道教的涂、赖二公，就是客家先民带来的宗教在同化与被同化的过程中被土著民族接受的二则典型事例。

　　在社会风尚方面，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以门第观念、中原正统观念的封建礼教观念表现得最为显著，分别简述如下。

　　1、门第观念

　　门第观念是土族制度的产物。唐末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但士族重门第的观念却顽固的保存下来，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支配着官宦士大夫阶层的思想。

　　在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家庭只占少数，但这部分人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观念很自然地成为客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以此之故，门第观念在客家社会特别盛行，主要表现在以郡望自矜和攀附官宦权贵为祖宗两个方面。以生氏源流而论，本来每一个姓氏都有多种来源，像刘氏，有彭城刘、中山刘，还有虏姓的洛阳刘；像谢氏，有陈郡谢、会稽谢，还有西南蛮姓之谢；李氏则有陇西李和赵郡李两大系，还有虏姓契丹之李；其它各姓率多如此。但出现在客家族谱和堂号上的，却几乎一律是著名望族之陇西李、范阳卢、太原王、陈郡谢、荣阳郑、颖川陈、彭城刘、天水赵、江夏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暴露出客家人门第观念之根深蒂固，为了攀附名门望族，不惜弄虚作假，伪造祖宗。

　　土著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与汉族不同，本来并没有类似于汉族的门第观念，特别不会有汉族的郡望和汉族的官职。但与客家人错居杂处久了，受到客家门第观念的熏染，竟然视自己不是出自显贵郡望、祖上没有任过汉族官职为丢脸，甚至以自己的土著出身为羞，也想方设法伪造族谱，把自己粉饰为汉族名门之后.但是既然是伪造，就不可能天衣无缝，总要露出作架的痕迹。例如梅县《松口钟氏谱抄》，称“唐高祖之时，寇如蜂发，公（指钟宝）收拾金铜宝图，避兵江南”，（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这一段话，就很耐人玩味。第一，说唐高祖时寇如蜂发，倒不算错，但其时之“寇”有不少就在江淮以南，如李子通、林士弘、沈法兴、萧铣、杜伏威、辅公等，所以钟宝为了避兵而从颖川迁居江南金陵之说不能成立；第二，所谓“金铜宝图”其“宝图”应该就是畲族视为传家宝的祖图。畲族及其先民视祖图为宗族荣誉所在，又是本族互相识别和认同的标志，不可须臾脱离，迁徙时当然要收拾好带着同行。所以，钟氏一族唐高祖时自颖川迁居金陵是假，但其族大概在唐初曾携带祖图迁徙是真。观此，可知此族钟氏就是金族，其与颖川钟氏挂搭不上。显然，钟氏等土著民族之所以要编造族谱攀附汉族名门，是受客家门第观念影响所致，也是迫于社会风尚为了减少民族歧视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2、中原正统观念

　　客家社会流行的另一种风尚是中原正统观念，以来自中原为荣，以南蛮出身和中原之外其它地区出身为耻。这也是官宦士大夫阶层因长期受封建正统教育而产生的观念，又由士大夫阶层影响至一般平民百姓，进而影响至土著民族。客家各家族都自认中原郡望（非常广义的中原概念，把范阳、陇西、江夏、彭城等都包括在内），并都声称由中原辗转经宁化石壁迁来，就是中原正统观念的产物。同样的，土著民族编造的族谱，也总要认同于某一中原郡望，还要将先世的迁徒路线说得曲曲折折，无论从哪儿来到哪里去都经过了宁化县。例如前引《松口钟氏谱抄》，除了附会上颖川郡望外，还要牵强地叙上一笔“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以此证明自己祖宗乃中原望族。于此也可见中原正统观念与门第观念关系密切，这两种观念可说是互为表里的。

　　3、封建礼教观念

　　土著民族刚刚跨过氏族部落制的社会发展阶段，本没受到封建礼教的浸染，在人际关系上没有汉族三纲五常那一套，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开放自由。后来由于客家先民中官宦士大夫阶层之社会意识的影响，也由于一些地方官的整治，不少土著民也接受了汉族的封建伦常思想，并且表现在实践上。例如宋代的韶州，据《庆源王氏源流及分迁录》所载：“五十三世益，字舜良，宋仁宗时，登进士第……出知韶州。岭南习于蛮恶，男女无别。益首严治之，未几，男女之行者别途。”习于“蛮恶”的粤北土著居民，经过重视封建礼教的州官治理，能做到“男女之行别途”，的确有点彬彬乎君子国之气象了。这是土著民族受客家封建礼教观念影响收效显著的一例。

　　总之，客家文化和畲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同化，都是广泛而深刻的。不过，客家文化对于畲族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人们容易认识和接受；畲族文化对于客家文化的影响已消失在历史的过程中，比较难于觉察。更有一些人存在大汉族主的思想.故意抹杀畲族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这是不正确、不应该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兼容，在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畲族和其它民族、民系文化的有益养分。我们要弘扬客家文化，首先必须认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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