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知足——思报，照我母亲的话，就是做人要有良心，这是我人生信条。自从1963年离开宁中后，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大气候的大折腾中，母校坎坷我坎坷。我们一起经历了“整党内走资派”的所谓“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死去活来的10年神州大浩劫；我大学毕业后即去部队农场近2年的“脱胎换骨”炼狱，接着在西江漂泊和在东江任教。此中的烦恼，自不赘言。
    而最幸运的是，是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的改革开发，我能如愿回到母校工作。1983年，我刚好40岁，几经漂泊的远方游子，也是最年富力壮最有经验的时候。此时能报效母校，多么幸福啊！
     今日，我不时与卢达宏、罗应林、陈超贤、夏杰、陈焕朋等“老宁中”闲聊，对我校师生长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拼搏情景，都不胜慨叹：“真令人难以想象！”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昨天的争妍斗艳，如今却雾里看花！如果今日不死死抓住几许，恐怕连不清晰的雾中花，亦会消失殆尽矣！因此，趁校庆之际，我们的确有回忆的必要。

            A

    “你先去开房门，我先到课室去看看：看学生到齐了没有，看学生是否认真上夜课。”好几次，满身疲劳，踏着黑夜与妻回到宁中校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先到课室；否则，坐在房中也不安心。
    高三班主任工作是我的传统节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总战战兢兢，生怕工作做坏了。一年三百六十日，总是“不放心”多。尤其是开学第一个月，那三十天，从早到晚，我是“全场紧逼”：凡清洁卫生，伙房清点蒸饭人数，事必亲躬；谁不扫地，或扫地马虎，第二天早上我找他，甚至与其一起扫完才上课；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情况如何，有些老师喜欢“讲好话”，回避矛盾，班干部又不敢如实报告。为此，我常在课堂背后做“壁背鬼”掌握第一手材料；我的一块小黑板，为“短剑篇”激浊扬清，写上表扬与批评……拼搏了几十天，班干部也强起来，各方面上轨道了，我的“警察”职能才稍减弱。但到临放假的几周，又“全场紧逼”了。
    我还是天蒙蒙便起床跑步。大多数是沿寨仔——秦屋岭——横新小学，然后跑回来。回来后催学生起床——每到寒冬、初春，总有人赖在床上贪暖被窝。有位来自山区的姓朱的补习生，基础好，就是懒！好几次，我把他从上架床上拖了下来。他还有个毛病是喜欢睡。有一天夜自习，睡在课室。见多次谈话不解决问题，不觉火起，我把燃着的香烟往他背上一压，他猛然跃起！我这次“法西斯”之后，他再也不敢贪睡了。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大学，父子俩还专门拜见我，千多谢，万多谢；“多亏长兴老师关心，严要求，才考得上大学！”
    上午的课间操，很多学生怕热，纷纷躲在树荫下随便动几下便完事。而我呢，经常在太阳底下，带领学生认认真真做。
    在早读课，我经常一心多用：检查人数，询问迟到的学生；找学生谈话，了解学生情况；巡堂，看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找学生面对面批改作文——尤其是重点学生……
   那时候，老师的工作量十分大。当时宁中在彭子健校长领导下，是闻名兴宁的“红旗学校”，曾拿兴宁高考第一。因此，涌来的学子多，班班超百人。教主科语文、数学、英语的老师，教3班是“家常便饭”，而且，我和焕朋老师、达谋老师等还要做班主任，我和焕朋老师等还负责文学社辅导。的确是忙、忙、忙啊！但是，我们没讲什么报酬，也没什么牢骚，一心扑在工作上，还觉得好充实和幸福。那时的确是理想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事实也是，10年浩劫，我们老师大学毕业后长期没书可教，都是阶级斗争和苦力的干活，郁闷啊！如今，我们能够派上用途，在知识殿堂遨游。既是实现自我价值，又渡学子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多舒畅啊！

                  B

    我现在来点幽默，说说我们教师的“苦恼人的笑”——
    八十年代，宁中老师工资低（个别老教师除外），住房窄，负担重，工作量大。就其精神状态，可用“咬紧牙关，顽强拼搏，却又不失幽默”，亦即“苦恼人的笑”来概括。
     那时老师工资低，大家省吃欠用。且看我们怎样调侃：“你有钱不花，脸黄肌瘦，就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
     “你重点大学毕业，高中老师，还穿得土里土气，千万不能让外国记者看到去报道啊！”
     “按职称你是局级待遇了，怎么还是半间破房和烂铺板啊 ？哈——”
      大家注意小孩营养，自己却吃得差。群贤老师说大家要“独吃”——“独吃为后代。”意思是自己身体好了，才能有命去哺育儿女。
     我和中大毕业的罗钦宏老师感情深啊！大家都任教高三，我语文，他数学。
    “‘衰鬼’，你这么早来啦！”
    “‘衰鬼’，你比我还要早呀！”
    八十年代，我与罗钦宏老师住上下间。一见面，即以“衰鬼”相称——貌似贬渎，却不乏亲切与幽默。大家都是“文革”之六十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他中大，我华师。他分配去西江之德庆县，我则到与他紧邻的高要县。1979年之后，大家均先后在永中、宁中任教，始终是农村来农村去的。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老婆在农村。在学校里每人只一间窄小的烂屋，门口连个放小炉的地方也无。我67届毕业，每次调资晋级以1966年划界，次次无份。我好些高中上下班同学，未考上大学，随后民办代课；如今一套“政策”，我的工资比未读大学的还低一级！你说“衰”不“衰”？广府话称“碌擦”为最衰最下贱，而67刚好与之近音，因此，我们总在心烦时把自己说成“碌擦”届毕业生。罗钦宏老师66届毕业，本行好运，但因在肇庆工作给计划生育的“土政策”抹掉了晋级的机会，竟然与我这倒霉的“碌擦”而一起“碌擦”！
    那时，我们平日抽的是最便宜的“自制烟”。我们身边都带着儿子，但平日总舍不得加点菜，紧巴巴的粗蔬淡饭过日。大家都说我瘦，但我忙起来连命掉在地上也无暇去捡起来，更谈不上瘦不瘦的。唯有钦宏“衰鬼”，又矮又黑又赤又瘦，仿如腊鸭，头发早早花白。但是，我们除了偶尔叹叹气，嘲弄“衰鬼”之外，就是低下头来没完没了的工作。（他积劳成疾，一身是病，后调到家炳中学没两年即去世！）
    那时，我、“大哥”（王志民老师）、罗钦宏、陈盛章、朱利嫦、刘群贤、黄常伦，还有一位姓杨的老师，一起挤在那四合院式的破旧平房中。每到下课，起火声、切菜声、劈柴声、掀缸盖、锅盖声，你呼我唤声，来来去去脚步声，饭菜碗卡拉卡拉声……真是一曲好听也罢，难听也罢，乐也罢，烦也罢的“交响乐”！但是每到中午，此“交响乐”不过奏40分钟左右，随即则寂静——连小孩子的闹声也停了下来……
    “那时的家属真自觉啊，要求自己真严格啊！”至今想起来，我们还啧啧称叹。如此艰苦生活，如此强的“群体意识”，恐怕今后不会再有了……
    有耕耘就有收获。长期以来，我们的母校成绩骄人。1980年代，除了拿过高考全县第一外，也经常拿第二；或与兴民中学争高下。1985年，罗海涛同学，勇夺高考理科全县第一！前些年，罗美莲老师教的一位学生，获全县英语高考第一名！我任教的1985届的李梅珍同学，读高三时长篇散文就在中国核心期刊——华南师大出版的《语文月刊》发表，并同年考上该校。前些年，我校中、英、数、政治等许多学科，高考成绩600分以上的，各科均近百名。大约2000年左右，考上省线的达150多人，超沐彬，仅次于一中、家炳……
     我在母校任教20你，经历了6任学校领导（6朝“元老”）。母校长期战绩显著，与我们的好团队密切相关。1980年代以来，我们忘不了彭子健、卢达宏、罗达谋等老校长的好领导，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我们忘不了拼命硬干水平高的好老师，比如罗粤尧、陈世超、黄河清、彭政蜚、彭世榔、幸桐华、王柏昌、王志民、张伟坤、刘群贤、陈庆衍、罗新华、罗国藩、黄常伦、朱利嫦、黄森源、陈栋、赖澄、罗作标、陈朋、陈超贤、罗钦宏、罗应林、廖耀先、夏杰、陈伟、吴锦才、游锦平、罗美莲、肖善民、罗振波、罗远强、陈文中、古志来、张越珍、黄运标、张振基等许多老师，都是享有威望的，值得尊重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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